“蓟门决策”是由中国政法大学公共决策研究中心主办的法律、经济类开放性论坛。每星期举办一期，每一期选择时下社会热点问题，采取由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教授主持，邀请一位专家学者进行主讲，并由数位嘉宾进行点评的形式进行。论坛地点通常为中国政法大学学院路校区。在刑事司法实践中，分案审理制度的合理适用关乎司法公正与当事人权益的核心保障。5月10日，北京衡宁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常铮律师受邀参与蓟门决策论坛第139期“刑事分案审理的问题与对策”，从刑事辩护视角出发，结合实务经验，就分案审理对辩护权的影响及优化路径发表深度见解。 常铮律师系统回顾了分案审理制度的起源与实践困境，2014年最高检与公安部出台分案处理指导意见，其初衷在于规范复杂案件的审理。然而在实践中，分案制度逐渐演变为“化整为零”的审理模式——原本关联紧密的共同犯罪案件被拆分为多个独立案件审理，表面上提高了司法效率，却为辩护权的行使埋下隐患。 常铮律师指出，分案审理的核心矛盾在于案件事实的关联性与程序割裂的冲突。例如在共同犯罪案件中，分案后各案被告人无法当庭对质，辩护律师难以通过交叉询问还原事实全貌，导致“卷宗笔录中心主义”取代庭审实质化，直接影响辩护策略的有效性。 常铮律师从丰厚的刑辩经验出发，总结了分案审理对辩护权的三重侵害。第一是发问权受限，分案后，关联案件的被告人或证人常以“不属于本案当事人”为由不出庭，辩护律师无法就交叉事实进行当庭发问。常铮律师分享办案实例：某分案处理的共同犯罪案件中，辩护人为申请关联被告人出庭质证据理力争，却因程序规则模糊未能实现，最终导致部分关键事实认定存疑。第二是质证权虚化，被告人缺乏与同案人对质的机会，辩护人亦无法通过观察陈述细节、捕捉言词矛盾来质疑证据真实性。“当笔录成为‘唯一真相’，刑讯逼供、指供诱供等非法取证行为将更难被发现”。常铮律师强调，质证权的实质化是防范冤假错案的重要防线，分案审理若导致质证流于形式，将直接动摇司法公正根基。第三是阅卷权缩水，分案后，律师往往只能查阅本案卷宗，关联案件的关键口供、物证可能被“切割”在其他案卷中。尽管法律允许申请调阅全卷，但实践中能否获批取决于办案机关自由裁量，辩护方常陷入“信息不对称”的被动局面。 常铮律师认为，当前分案审理的适用范围已远超立法初衷，分案制度被滥用，从“特殊情形”异化到“普遍适用”的。一方面标准模糊化：大量案件以“其他适宜分案处理”为由拆分，如行受贿案件中行贿人与受贿人分案审理，后案判决直接依赖前案结论，形成“有罪推定”的逻辑闭环； 另一方面程序工具化，部分共同犯罪案件为追求“快速定罪”分案审理，先判主犯再定从犯，导致从犯辩护空间被大幅压缩。常铮律师以某国家工作人员与非身份人员共同贪污案为例指出：“分案审理若异化为‘有罪预断’的程序工具，将彻底架空辩护权，背离刑事诉讼的公平原则。” 针对分案审理的制度性缺陷，常铮律师从“以权利保障重构分案审理规则”的角度提出三方面建议。一是立法完善：将分案规则纳入刑诉法体系，推动分案制度入法，明确适用情形（如被告人人数过多、案情严重复杂等），删除“口袋条款”； 同时建立分案错误救济机制，明确违法分案导致的程序瑕疵可成为上诉、抗诉理由。二是价值平衡，效率让位于公正的底线思维。借鉴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设计逻辑，分案审理必须以“不牺牲实体公正”为前提。“司法效率应建立在准确查明事实的基础上，绝不能为追求‘快审快判’而牺牲当事人诉讼权利。”常铮律师强调。三是程序落地，激活辩护权的保障性机制。实质化庭前会议，允许辩方就分案合理性提出异议，申请合并审理；具体化权利救济，保障律师跨案阅卷权、关联被告人出庭申请权，明确法院对异议的审查义务与说理责任。 刑事辩护的核心价值，在于通过程序正义推动实体公正。分案审理制度的优化，不仅是司法技术的调整，更是“尊重和保障人权”宪法原则的具体实践。衡宁律所始终致力于在刑事司法前沿问题中深耕细作，以专业视角揭示制度痛点，以实务经验推动规则完善，为当事人权益保障构筑坚实防线。 （本文根据常铮律师在蓟门决策论坛发言整理，观点仅代表个人，不构成法律建议。）
“衡”星闪耀促发展 “宁”心聚力启华章——衡宁所2021年度总结大会圆满举行
2022-01-11
